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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甘露

 
 
 

日志

 
 

《重读》  

2010-03-16 20:2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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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 - 孙甘露 - 孙甘露

重读

孙甘露

      “我那时候的处境真是离奇而又悲凉,”这个我,八十年代初的读者也许还记得,那是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小说《挑战》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个作者和这篇小说之所以没有在中文读者里引起马尔克斯或者昆德拉那样的反响,多少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纠缠于有没有正经的城市文学的脚注。

我试图从乱糟糟的书架上找出那期杂志,脑子里却冒出那个时期出版的另一本小说,里维拉的《漩涡》,他在首页第一行写道:“远在我热情的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之前已经浪掷了我的心。”这位拉美小说家的作品同样也没有找到。这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被再版重印,新作没有被一再引进,对某些读者来说,也许还在等待着被挖掘。一如那些近三十年来因来访、因去世、因风格冷漠极简而被重新关注的埃科、塞林格和卡佛,诸如此类。

不是因为年前罗岗从台北捎来克里斯蒂娃的访谈录,而联想到克里斯蒂娃的丈夫、电影明星一般的符号学家菲利普·索莱尔斯,而是因为最新改版的《外国文艺》,在它今年的第一期上,刊载了访谈《文学或精神之战》,将索莱尔斯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令我们思考,被称作文学经验本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如同他谈到每次重读兰波,都像初次读他一样。我还是像初次阅读这些热情、尖锐的文字时那样,充满了微微的颤栗和感激?还是“已经浪掷了我的心”?只是觉得这些人仅仅是“从其失败中获得的成功”?

当我默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希望我的记忆无误,但是我知道,希望重读的欲望更为强烈。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家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强迫敌人用餐刀喝汤”,用这样可怕的方式,结果可能是令作家自己和读者都“从精神上消耗殆尽”。消耗,这并不只是一个符号学家笔下的词语,胡子拉碴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在他的名作《嚎叫》的开篇即写道:“我看见我们这一代精英被消耗殆尽”。

      这尖锐的一代,普遍都有着羞涩的表情,就像记录了路易十四王朝衰亡的《回忆录》的作者,伟大的圣西蒙;菲利普·索莱尔斯写道:如果您向圣西蒙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你在搞文学,您是作家喽?”他一定会用惊愕不已的神情望着你回答:“作家?我哪是什么作家?”他甚至会对自己的风格表示歉意,虽然这是法语有史以来最精湛、卓越又最为犀利的风格。菲利普·索莱尔斯由圣西蒙而及兰波,说自己“阅读但丁和荷马一样的也让我有同样的感觉,每一次面对某些事情都产生同样的惊异,尽管是在那个时代,那些事情仍旧会说到你的最深处和最动情的地方。”

      这篇访谈不那么好读,我甚至在想,它会不会像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挑战》那样没有获得多少呼应,它的挑战性的思考,会不会也和那篇小说一样陷于沉默之境,而必须像《挑战》这个篇名所显示的,“在我们的生活里,从童年起就懂得,如果我们想自由自在,我们就或多或少处于争斗的状态。”而正是基于这些基本的理念、冲动和信仰,“有些时候的历史会崩溃,有些别的东西会像历史景观一样显现出来,这被海德格尔称做“历史观”……或被尼采称为有纪念性的历史。”

      就像今天下午我在网上看见诗人张枣在图宾根去世的消息,想起他的诗句:“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多年以前,在诗人肖开愚的家中,苏州河西段,华东政法学院的教工宿舍里,和张枣有过一面之缘。那一夜,他畅谈中文性,深思中文写作的问题和未来,抽很多烟,“仿佛置身于高台顶端,漂浮于云雾之中”(《挑战》)。另一方面,这一代诗人的同时代人,“生活在一个被蹂躏的世界,一个技术至上的世界,在他们的头脑里保留着十九世纪的表现形式,这个时间差距应该引起重视”(《文学或精神之战》)。张枣和菲利普·索莱尔斯一样,需要被我们重读、需要在重读中被纪念和再认识吧。

我不由得想起在八十年代的写作中引用过的卡尔·夏皮罗的诗句:“让风吹吧,因为许多人将要死去。”今天重读这些也许正逢其时。多年以前的某个夜晚,在我田林的家中,王寅和欧阳江河带来了海子在山海关外卧轨的消息,我还记得吴亮那浊重的叹息声;多年以后,一街之隔的某栋大楼里,我的挚友曹磊也告辞世;那之前的许多年,我较少探望的胡河清,也在某个雨夜殒命于华山路上的枕流公寓……

“如果我们死去,我们之外的人就会获得一种结构性的满足,而如果我们之外的谁死去,我们会认为一切都在继续,没有什么被打断。思念仅仅是一种意向,它会被一种阅读的意愿所取代。但是唯有思念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我们是一些优秀的读者,我们紧张地阅读着,只有当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互相爱抚时才更接近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主观性才趋向于我们自己……”

这是我写于1989年的长篇小说小说《呼吸》结尾处的文字。

      1982年,菲利普·索莱尔斯离开瑟依出版社进入加利玛出版社时,将他的杂志《原样》改为《无限》,那差不多是他的作品被初次介绍给中国读者之时;近三十年后,重温他的作品,似乎隐约意识到这一改动的寓意。仿佛另一位温婉羞涩的诗人宋琳在去国多年后写下的诗句:“将一次横渡引向一生的慈航。”

 

原载2010-3-16《上海壹周·小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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